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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零五章 :臧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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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铎最先出列。

他是左相,为众臣之首,持笏行礼后,自然要先定大基调:

“陛下问大唐兴亡,臣以为,当先言制度。”

“唐初为何强?不是只有太宗英武,更是兴于制度整饬。”

“太宗当然英武,收拾天下,能灭东突厥,能以李靖、李世勣、侯君集诸将用兵四方,可若只有太宗一人英武,也不过是又一个马上豪杰。”

“太宗、高宗之时,三省六部各有职分,中书令,门下封驳,尚书奉行。皇帝能总其纲,而宰相能任其责。”

“国家之事,不尽决于一人喜怒,也不散于百司推诿,所以能用人,能纳谏。”

“而朝廷之议可任于六部,六部之令,可承于州县。”

“而州县造册,户籍、田亩、租赋、役法,皆能——落实。”

“所以太宗说要轻徭薄赋,地方真能少扰;太宗说要征高昌、伐突厥,军粮、府兵、驿马、器械便可从全国调用。”

“此正是经制规矩,吏治清明,自可稳定社稷。”

“尔后,武后虽改唐为周,臣等自然不敢称道其篡位之事,可只论治政,她能大兴制举,拔用寒俊,打击旧族,清顿吏制。

“开元之初,玄宗又用姚崇、宋璟,裁冗官,整吏治,减佛寺,修漕运,所以开元能兴。”

“玄宗前期,君相之间尚有纲纪。安史之后,皇帝困于禁中,宰相不得专政,门下封驳渐成虚文,中书决策又多受内廷、禁军、藩镇牵制。”

“到后来,天下大政不出政事堂,却出于宦官、神策、藩帅、党人之手。”

“所以唐兴在于制度兴、吏治清;唐亡在于制度亡,吏治坏。”

王铎说到这里,看了一眼赵怀安,微微停顿,声音更沉:

“凡国家兴亡在于政,在于人!”

“若政有所归,人有所任,虽天下之大,亦能纲举目张。”

赵怀安点头,对王铎所言的制度与官员的关系非常认可,虽然王铎一句话没提过老百姓,但从执政的实践来说,官员治理、制度建设,的确是王朝发展的绝对核心。

王铎又道:

“臣想举文宗甘露之变为例。”

“文宗不是昏君,他也知道宦官之祸,想诛仇士良、鱼弘志等人,可外朝宰相李训、郑注谋之再密,最后也败了。”

“为什么?因为神策军不在皇帝手中。皇帝坐在宫里,却不能调动守宫的兵。仇士良等宦官一反制,天子反受挟持,宰相死,朝臣死,外朝胆裂。”

“何至如此?天子凡受家奴所制?便是当年在制度上,设了神策中尉之制,如此天子之兵尽为宦官家兵!”

“如此因果,实早就注定。”

“所以治国便是立制,国朝兴衰无不围绕此而动乱。”

王铎说完后,退下了,右相张龟年出列:

“陛下,臣接王相之言,再言举士与地方。”

“只因朝廷有中央与地方,欲定地方,必要举刺史,县令。”

“所以朝廷能否任士于地方,决定朝廷是否能控制地方!”

“唐之官制,前期能兼取门荫、荐举、科举,贵族有其用,寒士亦有上升之路。开元以前,天下州县尚能得人,考课、铨选虽有弊端,但大体还可通行。

“可到了之后,科举虽盛,地方却渐渐非朝廷所有。”

“朝廷能选京官,未必能选县令;能任刺史,未必能令其安坐州治。”

“藩镇自署僚佐,牙军拥立主帅,地方豪强隐匿户口,寺院庄园不入版籍。”

“官员名义上是朝廷命官,实际上却为藩帅私人,仰牙将和豪族鼻息!”

“河北三镇自不用说,成德、魏博、卢龙,节度使名义上受唐册命,实际上僚佐自署,兵粮自筹,赋税自留,父死子继,牙军拥立。”

“朝廷派刺史过去,若得藩帅同意,便坐几日官;若不得同意,连州城都入不得。”

“但问题不只河北。”

“如淮西吴少诚、吴元济之辈,名义上仍是唐臣,实际割据蔡州。”

“朝廷要讨淮西,需裴度督师,李愬雪夜入蔡州,倾天下之力才拔掉一个毒疮。为什么难?因为蔡州不是一个州城,而是一套地方军政集团。

“只因失权于地方,所以一切人与制度皆成了空架子。”

“就算有刺史,也不敢查豪强田,县令不敢造真户籍,转运使不敢催藩镇上供,监察御史不敢久留地方。”

“所以臣言,大唐之亡,就亡于王道解纽,失权州县,以至失天下。”

赵怀安暗暗颔首,自己这两个左右二相还是真有顶层思维的。

一个从朝廷制度和人事治理思考,一个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思考,皆是高瞻远瞩,尤其是治国之根本的大问题。

可以说,一个新王朝,不能在这两个大问题上交出符合现实情况的答案,注定是人亡政灭。

这时,户部尚书严珣出列。

他学户籍钱粮,说起唐亡,自然先说田赋:

“陛下,臣愿言土地、户籍、财政。”

“唐初制度,有一处最值得细看,便是均田、租庸调、府兵三者相连。

“均田不是单纯分田。它的根本,是让百姓在国家册籍之中有田可耕,有役可征,有税可取。”

“有田,百姓便是编户;有编户,朝廷便能征租庸调;有租庸调,朝廷便有粮绢;有田户,府兵便能自备衣粮器械,应番上,从征战。”

“所以租庸调、均田、府兵不是三件事,而是一件事的三面。”

“人、田、税、兵,本来绑在一起。”

严珣说到这里,声音微冷:

“可它一定会坏。”

“其一,人口会增,田地不会跟着增。开元、天宝承平百年,天下户口极盛,天宝时号称近九百万户、五千余万口。人口既增,旧日可授之田便不足。”

“其二,土地会被权贵、豪强、寺院吸走。宗室、公主、勋臣、外戚要庄园,地方豪强要佃户,寺院要常住田。田一入豪强寺院,未必还在国家税册里。”

“其三,百姓会逃。重税重役之下,百姓不是死守原籍等着官府来取,他们会逃入山泽,投靠豪强,依附寺院,迁到偏僻,做客户、佃户、浮客。”

“如此人与土地分离,府兵制度自然名存实亡。’

他停了停,道:

“而这还没结束。”

“因为国家治理地方,却依旧采用过往版籍!”

“如版籍上某县有户三千,实地查下来,可能不足二千。’

“而少的那些,或投寄亲族,或入豪强庄宅,或流落四方。”

“可朝廷没办法了解这些,依旧按照三千户征税,如此依旧存者负担剧增,于是也只能逃避税。”

“这就是户籍崩坏。”

“大唐便是如此。”

“均田坏,则租庸调坏;租庸调坏,则府兵坏;府兵坏,则募兵兴;募兵兴,则军费成无底洞。”

“所以杨炎两税法有功,也有悲。”

“建中元年,两税法以户无主客,以见居为簿;人无丁中,以贫富为差。夏税六月前毕,秋税十一月前毕。它不再追问你本籍在哪里,不再只按丁男征调,而是看你如今住在哪里,有多少资产田亩。

“这是财政之变,也是国家承认旧户籍制度已不可复原。”

“所以臣说,两税法是救急,也是认输。”

“它救了唐廷一时财政,却没能解决土地兼并、藩镇截留、地方加派。”

“朝廷本想把杂税并入两税,可地方军费不足,藩镇用度不足,宫廷赏赐不足,便又生出新名目。”

“百姓交了两税,还要和籴、和买、杂徭、进奉。于是两税法到后来,也被地方用坏了。”

赵怀安插了一句:

“法好而执行坏,最后仍是坏法。”

严珣躬身:

“正是。

三度支使吴章随后出列。

他与严珣同是管钱的人,可严珣偏重户籍田赋,吴玄章偏重国库、专卖、支出。

“臣愿言盐铁、漕运与中央财政。”

“安史以后,唐廷若无刘晏,恐怕撑不过去。”

“刘晏理财,不只是会敛钱。而是懂得盐利,转运,也懂得商人的。”

“盐是百姓日用,国家榷,利重而稳定。”

“刘晏使盐法不只靠强征,而是借商人运销,使官府得利,商人也有利可图。又整顿漕运、常平、仓储,使江淮之财可供关中。”

“所以大历以后,盐利一项便可支撑唐廷财政大半。”

“这说明什么?"

“说明唐后期朝廷已不能主要依赖租庸调那套田赋,而必须靠专卖和江淮转运续命。”

吴玄章声音略微加重:

“但这也说明另一个问题。”

“那就是唐朝廷必要仰赖江淮之钱粮与转运,如此天下兴衰皆系江淮矣!”

“江淮有事,则天下有事,而望唐廷诸般大战,无不是围绕与江淮与运河,便可见一斑。”

“这是最可怕的。”

“所以朝廷治理如何都没用,只因腹心早已不在长安也!”

赵怀安明白这话的意思,用他的说法就是,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距离太远了,唐朝廷已经没办法规划太多的远期政策,几乎全被江淮,以及围绕江淮的藩镇给绑架了。

此时光第出列补充:

“陛下,臣以为吴度支所言一点,臣深有感悟。’

“那就是商贾之心态。”

“商人怕税吗?怕,但不是最怕。

“他们最怕税无定数。”

“若朝廷定明白,某货过关几分,某船入港几分,某坊岁纳几何,他算算成本,能挣钱,自然趋之若鹜。

“可若今日说军兴取一笔,明日说宫中缺用取一笔,后日地方官又打着朝廷名义取一笔,商贾朝不保夕,只能挥霍变卖。’

“如此,天下财富如何积累?全社会也都是享乐奢侈,如何能有我大明今日,人人争相办厂?将大明的货物行销海外?”

“所以,朝廷不当与民争利,而是要保障其制度,确定其税收,如此水越深,鱼越多,而不是竭泽而渔,掠天下民财为国用!”

当“不当与民争利”这六个字一出,在场诸公都心中一动,晓得这话的意思在哪边。

如此,工部尚书陈圭没有变化,户部尚书严珣则是撇了撇嘴。

袁袭出列,正是将成败得失归因转到军事。

“陛下,臣愿言府兵、募兵、节度使。”

“府兵之法,前面严尚书已经说了,根在田亩。府兵平时为农,番上宿卫,战时从征。它的好处,是兵不完全脱离百姓,国家养兵成本不至于太高。”

“可边疆形势变了以后,府兵必然不够用。”

“突厥、吐蕃、契丹、奚、南诏这些敌人,不会等你临时征发府兵。边地要常备军,要骑兵,要熟悉山川道路的地方武士。于是长征健儿、募兵、边镇军兴起。”

“募兵不是错。”

“错在募兵之后,兵权、财权、地方权,全给了节度使。”

“节度使起初为边防之便。河西要防吐蕃,范阳、平卢要防契丹、奚,朔方要防突厥、回鹘。边帅若事事请示长安,仗就不用打了。所以朝廷授其便宜处置之权。

“可权力一旦给出去,便会扎根。”

“安禄山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,拥东北重兵,财赋、胡汉、马政、武备皆在手中。所以他一反,便是整个东北边镇集团皆反!”

等袁袭说着,王进也接着出列:

“陛下,臣说得粗些。”

“兵若还是百姓,朝廷便能管。兵若成了一种世袭吃饷的行当,朝廷就难管了。”

“河北三镇为何难治?不是因为河北人天生不服王化,而是成德、魏博、卢龙的牙军已经成了一个集团。”

“父亲是牙兵,儿子是牙兵,姻亲是牙兵,邻里也是牙兵。他们吃本镇粮,分本镇赏,娶本镇女子,住本镇营坊,几十年下来,他们便觉得这里是他们的,而不是朝廷的。”

“节度使若给钱粮,便拥戴;节度使若削赏赐,便逐帅;朝廷若派人来接管,也看能否乖顺。不能,也是杀了拉倒。”

“所以到后来,节度使已不是朝廷派去的,而是地方牙军自己推选出来,用来和朝廷讨价还价的门面而已。

他的身边,郭从云也附和道:

“陛下,臣补一句。”

“唐之藩镇之乱,还有一个恶处,就是它教会天下武人一件事,权自下,而不是来自上。”

“一旦以为兵强马壮就可自为之,谁能不有反心?”

“所以我大明军制,军粮必须由朝廷发,军将必须轮调,地方不得私署牙军,武官不得久掌一军。”

“这正是我们吸取前朝之弊啊!”

赵怀安赞同地点头,看向张龟年:

“禁军呢?”

张龟年知道陛下要他说宦官,便出列道:

“是的陛下,唐禁军之弊,尤在神策。”

“南衙十六卫本为旧制,后来渐成虚名。北衙禁军本为护驾,神策军又因平乱护驾,地位日重。德宗以后,宦官掌神策军,中尉、枢密、监军诸职渐为内廷所据。”

“宦官原本只是近侍,若只传命、供奉、掌宫中杂务,不过一类宫人。可一旦掌兵,便不同了。”

“所以废立天子,左右禁军,监察藩镇,隔断皇帝与外朝。”

“文宗甘露之变,就是明证。”

“而我朝以女官代替宦官,便是吸取前代之教训,宦官之祸,汉唐尤烈。”

“不过,臣也听闻朝野上下,对女官之制,臧否不少。”

“有说日后天子长于妇人之手,如何能晓得天下政务;有说女官有家族,以后宫斗尤烈;甚至对于我大明之内庭充于女子,大明政策会不会受这些女官所左右。”

“臣今日借此,试言一二。’

“臣以为,这些议论,有些是迂腐之见,有些却不是全无道理。”

“若只是说女子不堪任事,那便是迂腐。”

“宫中诸事,何事非要宦官才能做?前代宦官能识字,女子自然也能。”

“况且我朝女官多自良家择入,又经尚宫局教习,识文断字,习礼明算,较之那些卑贱无奈入宫的小宦,较道德品行来说,怕是要超出。

“至于说天子长于妇人之手,便不知天下政务,这话就有点似是而非了。”

“古来帝王长于深宫者多矣。使其不知天下的,不是妇人,而是隔绝;使其昏昧的,不是女官,而是无忠臣敢言。”

“若太子、皇子只见宫人,不见百官,不习政务。”

“那便不是妇人养大,也同样是孺子,米虫而已。”

张龟年继续道:

“陛下此前令太子入大学堂听讲,又令诸皇子轮流观政,此正是防止深宫养废主之法。”

“所以臣以为,所谓天子长于妇人之手,不足为惧。”

“该惧者,只觉得天子是身份,而不晓得天子也是能力。”

“如能早在诸部轮值,学得治理国家的手段,如何会不知天下艰难?”

赵怀安听到这里,微微点头。

张龟年又道:

“其二,说女官有家族,日后借宫中近侍之便,交通外廷,形成宫中朋党,此言则不可轻忽。”

“宦官之所以容易成祸,有一处便在于其绝于人伦,身无家室,进退荣辱皆系于内廷。一旦抱成一团,便无所顾忌。”

“女官与宦官不同。”

“女官有父母兄弟,有婚嫁,有出宫之路,有可归之处,这自是优处。”

“可这也是坏处。”

“她们既有父母兄弟,便有外家;既有婚嫁出路,便有人求托;既能近侍宫中,便可能被外臣、外戚、豪强利用,借她们传话、探信、求恩、通关。”

“所以女官之制,自也要有约束。”

“臣想来,无非就是不得传外朝政令,不得私受外书,不得与外臣私见,女官轮值轮调,严格考课。

“以及最重要的,宫中账册,须受外朝审计。”

此言一出,赵怀安立刻抬眼。

张龟年道:

“尚食、尚服、尚寝、尚药、尚宝诸司,岁用絹帛、米面、油脂、药材、炭火、灯烛、金银器物,皆要造册。宫中自审一遍,皇城司核一遍,三司再核一遍。”

“内廷是天子家事,却也用天下财物。既用天下财物,就不能只有内廷自己说了算。”

这是要查皇家的账,这种话也就是赵怀安的元从张龟年能说出口了。

可赵怀安思索了下,却反而笑了一下:

“这话说得好。”

“这一点要落实。’

张龟年自然是晓得陛下肯定是会同意的,也不例外,只是下拜了后,做了总结:

“其实人近权,皆行之不差。”

“我朝不用宦官而用女官,最大的好处,便是使天下少这类可怜可恨可悲之人。”

“宦官者,无子孙,无家业,无归路,故其富贵皆系于宫中,只能抓权弄权,而且性格乖戾,为执政大毒。”

“而女官之制,当然也有千般坏处,但宦官之制的汉唐,难道天子没有长于妇人之手吗?难道没有被后宫所制吗?”

“说到底,臣觉得,宦官有百害而无一利,女官有利有弊,勉强权之,舍宦官而用女官,更好些。”

赵怀安若有所思,其实他倒是没想到张龟年会提及女官这个制度上,此时想起来,也觉得女官制度也是有不少弊端的。

但其实他没什么好选的,选一个不男不女的人,还是选一个可以有良好教育、品行纯良的女子作为助手,那他肯定也只能选择后者。

而且后世领导和大企业家,不都是这样一个秘书团吗?可见,在执行能力上,女性是不比男性来得差的。

至于他后面子孙会不会玩女人玩得起飞,成个废物,那其实和女官制度没关系的,因为没有女官,他还有后宫,该玩不还是玩?

真正值得大担忧的,还是女官和外朝家族的亲缘联系,会使得朝廷中心的权力斗争更加复杂化。

但还是那句话,这个和女人是没关系的,而是只要你有社会关系在,就会使得接近权力中心的人,下意识选择自己人际网络中的人。

就拿宦官来说,他没亲族吗?他当然也有,而且还通过收义子的方式,玩得更加广泛。

毕竟女官才有几个兄弟?宦官是想收多少,有多少!

但这里面还存在倾覆之危,为何历朝历代宦官都会得到重用,不还是因为残缺之人做不得皇帝,建立不了自己的后代,那还提什么王朝?

所以宦官只能依附于皇权,他们可以不对某个皇帝忠诚,但一定对这套体制忠诚。

反而是女官,没准还真能鸠占鹊巢呢!

想到这里,赵怀安自己补充了下:

“张卿此议,朕皆准了。”

“朕再加上一条,以后女官的人事任免皆由皇后裁定。”

众人正琢磨这里面的意思,那边赵怀安又问了下:

“还有人要言语一二吗?难道前朝之弊,就只有这些吗?”

话落,礼部侍郎陆崇康忽然出列。

陆崇康向来持重,平日不太抢话,今日忽然出列,倒让不少人诧异。

崇康俯身道:

“陛下,臣有一言,或许不听。”

赵怀安摆手,道:

“今日论唐政得失,正该畅所欲言。”

于是,陆崇康起身,对众人如此慨言:

“臣以为,大唐之亡,与胡汉不分,大有关涉。”

这话一出,殿中大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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